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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总导演哈文力求创新

    2012年春晚的第一条新闻是：取消所有广告。

　　如果按照往年对春晚广告收入的预测，央视放弃了一笔几亿元的收入。这台晚会以往夹在市场和计划之间，既收获利益，也收获骂声。今年春晚在它的计划与市场身份之间做了一个选择——它放弃了30年积累下来的垄断力在经济上的收益，看起来是要回到为人民过大年喜兴娱乐服务的纯粹路子上。但它能因此获得掌声吗？

　　春晚30年，达成了两种属性：它挟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新民俗，又是国家政治文化生态的艺术表达。春晚的每一面，都映射着国家的某一部分。当说到经济时，它成了国企，人们会因此质疑它依靠垄断获利。当说到为人民娱乐服务时，它成了行政单位，人们又会质疑它形式僵化，居高临下，规则众多又漏洞重重。其实，当我们在抱怨语言节目越来越不可乐时，背后的症结可以引申到我们的教育体制——戏剧教育与时代需求的脱节。当我们抱怨这台晚会的审查和僵化时，我们也参与了审查——各种口味的广大观众对节目的想象和演绎，同样也在干扰春晚的创作和呈现。今年春晚的小品统筹王宝社曾经参加多届春晚的创作。他说，曾经有一个只有几句取笑“兽医”的小品，审查时，闫肃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但第二天，马上就有民间的声音批评它在丑化兽医，结果，节目临时取消。

　　央视的老文艺部主任邹友开说，春晚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价值观的分裂，现在再没有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，有共同的民族事件来凝聚人心了。每个家庭，每个个体的私人生活汇成着社会主流。我们以个人的微小情感来衡量，对抗这台晚会的宏大正确，这种以小搏大的对立，因为互联网对个人话语权的解放，而成为一场极易感染，却又诉求各异的骂战。春晚的功勋演员赵本山是这种民间混乱情绪的代表。他连续多年蝉联“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”第一名，也是民选“最不希望看见的春晚面孔”第一名。

　　不仅是观众，艺人也是个体化对春晚的挑战之一。为了拍摄春晚30年的纪录片，央视导演李侠采访了几乎所有历届导演，“和演员之间的矛盾从2000年就开始了”。这实质上是春晚和市场的矛盾和战争：国内的娱乐市场，虽然还不能孕育出世界级的巨星和与好莱坞媲美的视觉美学，但是依赖于热钱泛滥，它足以产生可以与传统权力抗衡的利益回报。当商业娱乐文化成为社会生活中更有压迫性的力量时，春晚对艺人的吸引力和权威都在减弱。市场已经完成对艺人的价值细分，但在春晚，他们同工同酬，拿着近乎公益演出的报酬。体制内外的两个舞台，不共用一套审美标准，不共用一套利益回报体系，不共用一种作品制造流程。这些差异拉扯着演员与春晚的距离。春晚与艺人的关系，不再依赖于垄断舞台而形成的强制权力，也无法量化为金钱关系，而成为导演组与艺人之间复杂又微妙的智力博弈。

　　这是这台国家综艺晚会面临的处境——它需要重新搭建起国家和个体之间的通道。这个通道不仅要联系国家意志与个体情感，还要建立计划和市场的过渡方式，重新分配这台晚会中国家和个体之间的权重。通道重建的难度已经在以往体现出来了。创新一直是历届春晚导演标书中的关键词。今年的总撰稿于蕾研究了前几届的串词，几乎能倒背如流。她提到其中一届春晚，“当时我还在上大学，几乎完全没有印象了”，但现在研究串词时才发现，撰稿人在节目连接上非常花心思。“你怎么能够否认电视人30年来的创新精神，真的是一直在创新。”于蕾说。但这台晚会背后强大但僵化的体量，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层层关卡，可以很轻易地淹没所有个体的思维，让创新和变化，成为一些空中楼阁一样的概念，总是高悬在导演组的脑中，却难以传递到观众。

　　春晚还可以变化吗？春晚还有能力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吗？

　　今年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哈文(微博)和她的团队。和往届写标书方式竞标总导演不同，2012年的哈文是被直接指派到这个职位的。她带领的是一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，总撰稿于蕾是1979年生人——这个任命本身就是对春晚安全性的挑战。他们从财经频道转到文艺频道才不过两年，他们以往做的多是制作草根节目，缺乏和明星打交道的经验，也缺乏对上层审查节目标准的掌握和揣摩。所有对春晚的无知和缺乏经验，反而成为一种特质：他们没有套路，没有人情，也没有预判。央视文艺频道主任张晓海说，这是换DNA。

　　因此，这届晚会可以表现出尽释前嫌的态度，给因为版权风波绝迹春晚十几年的陈佩斯发出了短信并当面邀请。为了和宋祖英见上一面表达合作诚意，歌舞导演杨莱莱在乌鲁木齐的宾馆里等到凌晨两点。邀请的诚意也传达给了新人团体。“开心麻花(微博)”是近年来在喜剧戏剧市场上颇受好评的年轻人团队。语言组导演汤浩去到公司说服他们参与今年的小品角逐——这是今年唯一一个由导演去请的小品团队。“观众对春晚的抱怨是看不到变化。所以一定要推新人，我是有硬指标的。”哈文说。

　　观众的构成也在变化。春晚的门票从不对外发售，历来春晚一号厅的1000位观众席，是权力、关系以及金钱的展示台。“往年能拿到票的，第二年还是能拿到票。这些人不是观众了，他们是春晚专业户。”多次参加春晚的小品统筹王宝社说。今年剧组想清除观众席上所有的标志性符号——比如历年都会出现的某企业老总。“家庭”是他们寻找到的国家和个体的情感通道。演员的家属将被邀请到现场一起过年，他们将坐在观众圆桌区的位置，与舞台产生亲情的联系和呼应。大部分“春晚专业户”因此失去了坐在台下的权利。2012年春晚还第一次制作了套红的春晚节目单，将刊登在除夕当天各大城市的都市报上。“老百姓拿着节目单看春晚，更有被尊重的感觉。”哈文说。

　　所有变化的核心是“谁是观众”。用哈文的说法：是做一台给现场几百人看的晚会，还是做一台给电视机前十几亿人看的晚会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包含着技术革新，对导演组艺术判断力和勇气的挑战，对演员的掌控，对观众的祛魅，“是一个共同洗脑的过程”。哈文说。

　　解决了“谁是观众”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，如何在这一晚为十几亿中国人提供欢乐？电视人所有的努力，在我们接近两个月的跟踪采访里，其实他们想做的只是：用最高的技术、最好的创意来完成一个回归：联欢。家庭式的联欢。在家与国的结构里，这种回归，是一种主角的归位：中国人、中国家庭才是这场晚会的“观众”与“主角”。

　　这种转变，实则在回归春晚初创时期的本意，回家快快乐乐过大年。既然如此，曾经由此出发，由家而国的思维向度，当然会悄然而变。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。30年的春晚，我们绷得太紧，也太久了，需要开始学会放松。放松，并不容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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